孩子上幼儿园小班,那天去接他,老师让我们留一下。我心中忐忑:难道孩子惹祸了?送走其他家长,老师回来和我聊起来。原来因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:“长大后想做什么?”多数孩子都志存高远,给出的答案是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大明星、大画家;唯独我家孩子志向不够“远大”——想做一名公交司机。听完老师的陈述,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。老师的言外之意,是我们做家长的要学会引导孩子。我只好应诺,说一定帮孩子树立一项“鸿鹄之志”。
“做一名公交司机”,其实是孩子的真实想法。周末他喜欢让我陪着坐公交车遛弯儿,记站名。附近几路公交车他都坐过,最长的一路有近30个站名,他能按顺序准确无误地报出。他的“志向”也跟我“透露”过,倒没引起我的“焦虑”。如果孩子有天赋,做司机并不耽误他成为画家、科学家、作家,职业不是唯一的。我唯一担心的倒是无人驾驶将来若普及,司机没得可做。
问孩子长大后想做什么,不如问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,“一个正直的人”远比各种“大家”和“大师”重要。那些想做科学家、工程师的孩子,未必明白怎么回事,而是被“灌输”的结果。
如何为孩子选择“起跑线”,是多数家长的焦虑。我邻居家女主人是位全职妈妈,家里有俩孩子,都上小学。一到周末,她就忙着接送孩子上辅导班。那天碰见,我问她:“你家孩子报了不下十个班吧?”她摆摆手:“没有,没那么多。”接着屈指一数,她自己也大吃一惊——小的报了9个班,大的报了11个。谁都想“望子成龙”,但很少有人明白“望子成龙”的目的何在,是光宗耀祖的“面子”?是活得比自己强的“里子”?不过在当下,都化作了跟风攀比的忙碌的影子。
为了尽早给孩子选对“跑道”,一项名为“天赋基因检测”的项目火了。“一口唾液就能测出孩子的天赋和潜能”,虽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、虽被媒体一再“戳穿”,但不少家长仍“宁可信其有”,花费几万、十几万就为测出自家孩子的“禀赋”,找出“天才”“神童”的基因。
而且,在某些人看来,神童不但可以被“测出”,还可以被“制造”。
家长们的焦虑和面子,是有传统的。回顾历史,“神童热”总会时不时地来一阵,甚至固化为文化里的一个因子。当年与恢复高考几乎同时进行的,是对“少年班”的选拔。这些“神童”,映射出一个国家对人才的焦虑——“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”寄托着多少国人希望和时代使命啊!几十年后,“神童”接受采访,似乎并不领情:“我是时代需要的产物,如果青春可以重来,我决不会再选择读少年班。”
近年,“神童热”化作“状元热”,各省市区县的高考状元、单科状元,不仅是父母之骄子,也是各界热捧之对象。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,红头文件印发——不得炒作状元。然而,越不让干,“魅力”越大,“状元热”仍每年来一阵。
其实,这些制造神童的操作方式,早被试验了上千年。对神童的“膜拜”由来已久,《史记》开篇便是黄帝“生而神灵,弱而能言”、帝高辛“生而神灵,自言其名”……这些神童于口耳中相传,与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,具有与自然抗争的神秘能量。国家级神童,被视作“国瑞”,《三字经》里的刘晏就是这样的人物,8岁被唐玄宗授为秘书省太子正字(相当于国家文史馆的研究员)。古代还为制造神童设立了一套制度流程:尚未发明科举之前的汉代,“举孝廉”取士,专设童子科,衡量标准首选“孝悌”,并催生了孔融让梨、黄香温席等典型案例。隋唐开科取士,设童子科专取10岁以下神童,赐出身,给官做。宋代,制造神童的程序更为复杂,分上中下等。历史上,童子科到底取了多少神童?似乎没人做过统计,但神童做出的成绩,实在寥寥。反倒是望子成龙的父母们,为走捷径,弄虚作假的例子比比皆是。神童孔融长大后,除了搞些吊死问生的繁文缛节,无所建树;论文章,曹丕送他一语“理不胜辞”——辞藻华丽而说理不清,也算中肯。
制造神童是一种病,这种病只会让“伤仲永”一代代伤而复伤。教育的着眼点,在于培养一个个“有血有肉”的人,而非制造神童、创造神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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